《吴宓日记》的出版，为我们研究二十世纪上半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，也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出版史提供了线索。若说吴宓与中国出版史的关联，他与中华书局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，从中能够叙述近代学术和出版的一些情形，说明一些事理。
说起来，吴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更要早些，这并不仅是因为商务成立得早。1914年的日记中记有在商务购日记本无得，又记与京华印书馆有印刷来往。那时商务除了出版图书以外也兼营学生文具等用品，京华印书馆是商务北京分馆的印刷机构。还记有“洪君深约同作笔记一种，售之《小说月报》。余不能却，允之。”所记是吴宓在北京求学的事情，《小说月报》是设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的当家刊物。
吴宓和中华书局的关系，主要是因创办《学衡》杂志而来的。1921年11月，也就是吴回国后不久，他即与梅光迪、柳诒徵等在南京创办《学衡》杂志，以“倡明国粹，融化新知”为宗旨，别树一帜，吴任总编辑，直至1933年6月杂志终刊。在现代学者中吴宓是与中华书局关系最深者之一，对于中华书局经营的弊与利也是体验最深的一个。
在新文学兴起之时，吴正在美国留学，对于新文学他并无好感，这在日记中有强烈的流露：“莫不痛恨胡、陈流毒祸世”。并表示回国后“自办一报，以树风声而遏横流”，“只有尽我之时之力，竭诚猛做”。又早在1914年，吴宓就“读《甲寅》杂志，章行严君所办，中议论余颇心赞许”。这样两个方面就决定了吴办《学衡》的方向，是宣传中国传统旧学，坚持文言文，反对新文学，反对白话文。于是《学衡》与《甲寅》杂志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名的保守刊物。《学衡》的最初社员约十一二人。
吴的日记里第一次出现《学衡》的记载是1923年8月31日：“上午，发出《学衡》第二十二期全稿。”这是因为吴的日记中断（？）过近两年，故缺《学衡》初创的记载。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中华书局字样是1924年7月28日，“赴静安寺路中华书局编辑所，见左舜生君及编辑部长戴克敦君，谈《学衡》续办事，彼坚持代销代售之说，无要领。”同时“托胡先生致函范静生，向中华主张《学衡》续办事。”隔一日，由芷亭先生为介，同访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于中华书局总店，也是为了《学衡》事。吴“痛陈《学衡》已具之声名，实在之价值，及将来前途之远大。陆费君意颇活动，谓与局中同人细商后再缓复，并允第三十七，三十八必续出云。”同年9月25日记：“连日编辑《学衡》三十五期稿件，是日下午完竣，即寄出。此次战事，中华书局裁员减薪，见之报章。本月《学衡》恐难出版。以后不肯续办，更振振有词矣。呜呼，三载经营之功，败于一旦。战事之起，更非书生所能为办者矣。”几天后：“《学衡》三十三期竟能出版，是日由中华寄到一册，极为差强人意也。”10月26日，“发出《学衡》第三十六期全稿。然三十四期，多日不见出版，恐遂从此断绝矣。但予编撰下期之稿，仍不稍懈也。”从中可见，《学衡》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能否续出的问题在。而战乱和不安定的年代对于出版的影响是很大的。旧时代实在不是做出版的好时机。吴宓在任何时候都充满对《学衡》前途的担忧，可见中国出版的艰难，也可见吴宓对于《学衡》的情有独钟。
最初几年日记中较少出现对于中华的啧言，大约合作还算良好。这种合作相当于现在的“协作出版”。1926年到1927年，吴亦与中华书局有了一年的纠葛。此时吴已结束在南京东南大学的三年任教而于1925年初到了北京的清华。分歧产生于《学衡》能否续办，在北京的吴宓与在上海的中华书局间的南北“谈判”主要集中在三点：其一，中华来函不能续办，吴以为乃是拟新任中华编辑长的黎锦熙在作祟，借故停办；其二，关于续办条件的谈判，在承印之外另给津贴费，中华提出100元，吴提出60元；其三，是不是出满59－60期，出齐则刚好5周年。初中华不同意出满这两期。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分歧，是因为两个原因，一是中华书局发生了工潮，“20年代中期，上海罢工较为普遍，商务印书馆这时也出现了罢工高潮；二是中华的负责人陆费逵投机债券失败，导致营业不振，资本缺乏，印刷缩减。吴宓一方面对中华来函所称“《学衡》五年来销数平均只数百份，赔累不堪，故而停办”的说法，复函驳之：“实中华不努力推销之咎”，并通过梁启超等继续谋求在中华续出，吴本人以为在维持《学衡》的各种办法中，“为稳妥持久计，以仍旧倚赖中华为上策也”，因为双方毕竟有几年的合作；另一方面寻找社会各界支持，也暗中托竺可桢、柳诒徵等转求商务、泰东和大东几家书局接办，包括其他印刷厂印刷。商务不愿承接，大东初愿按中华旧例接办，无须津贴，但后来又答复不予接办。最后经过这一番约一年的“奋战”，经与中华书信往还10余次，双方才谈妥续办问题。大概是由于这一种纠葛，《学衡》杂志停刊过或者说自60期到61期延滞了一年。一年多的交涉有惊无险，中华同意59、60期加快出版，并再续一年，年出6期，给津贴600元。得此答复，吴“喜出望外”。此后《学衡》断续出至1933年。
大约是吴宓与中华所订合同，都有一定的期限（比如以一年为期），日记屡有续办的记载。1928年8月23日记，“至静安路中华书局编辑所，访左舜生，左君谓下年《学衡》续办，仍照今年条件，决无问题。”吴宓与中华书局先后各在宁沪和京沪两地，东西有违，南北相隔，这样的直接往来还并不多见，主要通过书信往还。1928年1月31日记道：“是日以＄100交北京中华书局转拨上海中华书局总编辑部，为《学衡》61期制版津贴。”一般情况下，是吴宓积极，但也有例外，如在第62期出版后，1928年7月1日记：“中华函催稿，殊愧且急也。”中华时有消息告知编者吴宓。《学衡》主要由中华代售。除了中华书局代印代售之外，北京大学出版部也代售一些，通常不到300册。吴宓本人也有到中华书局购《学衡》的记载。
怎样评价《学衡》不是本文的意图。不过可以说《学衡》取的是文化守成主义的立场，对于学术或有贡献，但却是一个与时代潮流不大合拍的刊物，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的刊物。与学衡派展开过论战的茅盾说他们是“说洋话的复古派”。鲁迅写了《估学衡》一文，他说：“夫所谓《学衡》者，据我看来，实不过聚在‘聚宝之门’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；虽然自称为‘衡’，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，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。所以决用不着较准，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。”而用与学衡派关联较多的陈寅恪的话说，“《学衡》无影响于社会，理当停办”。社内同仁的批语尤使吴宓“中心至为痛伤”。但吴宓办刊物的劲头是可敬的。一方面，吴宓对《学衡》倾注了心力和物力财力。他自称：“宓编辑缮录，务求精工，字必楷书，不惜时力。”并称“宓于《学衡》已竭尽智力”。他曾给友人写信，“《学衡》事，款由宓独任，只望诸人撰稿”。由于《学衡》守旧，不大受读者的欢迎，“徒抱苦心，自捐资百金以印《学衡》，每期费百金。”也就是吴宓每期为杂志印刷付费100元。他自费出版，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独自编辑并承担费用，常由京中中华分馆转拨上海总店，有时还是借款付出的。而当时从事新文学的作者写作收入较高，两者适成对比，吴宓心中只有哀哉。但还自认为为义不图利。在75期以后，因为出国，吴宓将《学衡》交由南京胡稷咸君担任续编，1930年8月14日的日记有：“上午编发《学衡》稿，此事遂完结”。这一天后，他的日记中便找不到他编辑《学衡》的记载了。另一方面，他为续办《学衡》表现出不折不挠。1926年的日记中说：“自创办至今，《学衡》虽屡经挫折，而吾极端热心，始终不存他想。”在中华明确告知不出59－60期以后，他仍“发出60期《学衡》全稿。宓虽明知中华停业，然犹强聒不舍，拟与竭力交涉。求其将59、60期一齐印出，俾成五年整数，而告结束。且诸稿多可完全登出云”。并一再函催59、60期从速出版。每当中华有消息来不能续办或能续办《学衡》一年，他的日记里总出现“夜不成寐”或“喜甚”之类的词语。他表示“故当冒万难而竭死力，继续办理，不使停刊”。在欧游期间（1930．9－1931．9）他也努力寻求与国外的书店约定代售杂志事宜。
正是由于吴宓的这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，《学衡》的编撰者与出版者，一年一年续约，一年一年续办，长达十几年，双方合作总的来说是良好的，是中国近代出版史和学术史的一段奇缘。前五年是每月一期，第60期以后改两月一期至72期，而后断续出版共计79期。吴宓把《学衡》作为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。日记中明说：“《学衡》为我之事业”，多年以后他还多次与人“述《学衡》往史”，“甚为倾洽”。
除了《学衡》事，吴宓也为了友人的书和中华有所交涉，如将碧柳（吴芳吉）诗集，交中华代印专集。在北京也到中华书局分馆“以《学衡》杂志社名义购《竹简斋二十四史》一部”，在西南联大时期还到中华书局为友人购书，那是中华书局在昆明的分馆。此非主要的问题，不多述。
《学衡》杂志何时何故创刊与停刊，在日记中均缺载，因为1921年秋天以后到1923年，1932年到1933年那几年的日记停写或较多缺失。查由吴宓所撰《学衡杂志简章》，可知最初是在南京创刊的，作者投稿寄南京，而由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发行。“中华书局接稿后一个月内印刷出版。而筹备之经过，《吴宓自编年谱》所述较详可作补充。显然创刊是为了心中的理想，甚至于办这样一个刊物是吴宓由美国返国的直接动因。至于停刊，几年后与人述“停办之实情”，并在《吴宓诗集》卷末有如下记述：“民国21年秋，《学衡》杂志社员在南京者，提议与中华书局解约，以本志改归南京中山书局印行。宓当时力持反对，盖以已往十余年之经验，宓个人与中华书局，各皆变故屡经，艰苦务尝，然《学衡》迄未停刊，以昔证今，苟诸社员不加干涉，任宓独力集稿捐资，仍由中华印行，必可使此志永永出版而不停。……乃诸社员卒不谅。宓不得已，于民国22年夏，正式辞去总编辑职务。于是诸社员举缪凤林君继任，然后与中华书局解约。但迄今一年有半，尚未见《学衡》第80期出版。此事伤宓心至大。”看来停刊还是因为人事的不和，经济的不济以及杂志的不合时宜。这段话也可作为吴宓与中华书局关系的总结语。提起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和学术史上有过一定影响的《学衡》杂志，不能不提起吴宓的苦劳，而中华书局在《学衡》得以出版上的作用也是不能不提的。
与中华书局就出版《学衡》的联系终结后，吴密与中华的往来就不多了。抗战胜利后，吴在武汉大学任教，和正中书局就翻译书稿联系较多，1947年曾由正中书局邀往上海审稿，此期间曾往访中华书局编辑所舒新城未遇，1948年曾宴请中华书局汉口分局经理和武昌支店主任，“徐述宓《诗集》颇有购者”，想来是因为《吴宓诗集》由中华出版事，后此10天着人至汉口分局领取由中华出版的《吴宓诗集》1947年10－12月版税。在这年将末，到中华书局为人代领版税。这些吴宓日记都有记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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